北京将培训万余新生代农民工

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本次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也纷纷将目光聚焦到这一群体的身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或成为中国社会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的新支点。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由“80后”、“90后”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自主意识、文化程度更高，城市梦想也更为执著，但二元制户籍制度和普遍的技能匮乏，让他们融入城市的过程充满艰难。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如何为这一群体提供技能培训，让他们的梦想能够照进现实，也已成为相关部门当下的考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在本次人代会的发布会上表示，将关注“80后”、“90后”农村劳动者、农民工的职业追求。正在参加全国两会的许多代表、委员也都提议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记者昨日获悉，今年，共青团北京市委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共同为1.2万名青年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针对人群为进城青年农民工特别是尚未就业的青年农民工。另据悉，团中央将用两年时间分期分批对20万进城青年农民工实施培训。

■新生代农民工渴求掌握技能

“新生代农民工不像他们的父辈，他们不甘于仅仅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渴望得到技能，可以从事那些有初级技术含量的岗位。”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众多企业对技能型人才极度渴求。为此，团市委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推出此次培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的领域以具有初级技术含量、吸纳青年农民工较多的行业和领域为重点，如建筑、家政服务、餐饮服务等。各行业协会、企业培训机构、技工学校等职业院校机构将负责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在培训过程中，采用课堂教学与现场见习、实习相结合的方式。

■首批培训采取“订单式”方式

据悉，首批2000人将采取“订单式”技能培训，即按照企业的需要对他们进行培训，合格者可直接获得工作岗位。首批培训将与中国烹饪协会合作，由协会提供培训机会和就业岗位，按照用人单位的需求制定培训方案，为2000人提供包括面点师、厨师、服务员等相关技能的培训。培训后，合格者将获得培训合格证书，并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上岗就业。

据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团市委还将与有关行业协会、商会或龙头企业协调，推出不同批次的培训项目。目前，正在和中国家用电器维修协会协调，在今年为青年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家电维修技能，使他们能在夏天空调等家用电器使用、维修的高峰期找到相关岗位就业。今年全年，团市委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尽力协调更多专业协会，为青年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培训和就业机会。

■两年内20万农民工将获培训

据悉，对青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在全国范围内都在开展，团中央将用两年时间分期分批对20万进城青年农民工实施培训。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中国家用电器维修协会及中国烹饪协会等都将为培训实施提供保障。

现场探访

内心早已远离“农民工”称谓 穿梭于城市却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

“打工村”皮村里的年轻人

“皮村，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的一个村庄，毗邻温榆河，常住人口1000多人，外来人口5000多人。”80后打工青年王德志2007年摄制的DV纪录片《皮村》如此开场。片子所描述的村庄，此后仍不断会集八方来者，如今外来人口翻了一倍。

举家而来，租住十平方米的简易屋，男人做工赚钱，女人带小孩或有微薄收入，家里小的孩子在公益学校念书，大些的孩子惯常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皮村的“新生代”，实际早已从内心远离“农民工”称谓，大多数人在家没干过农活，来京颠簸几年，拥有完整或模糊的城市梦想。他们显见得比父辈拥有未来更多的可能性，但偶尔穿梭于城市的广厦霓虹间，又因难生归属感自觉为“无根的一代”。

■工棚改装的出租房

皮村环岛向东百米，进一挂有大幅“农家院”招牌的路口，左手大院里即是湖北姑娘王艳的“家”。大院宽阔且荒芜，迎着空地是一排简易工棚，仅临路一侧砌了砖墙，房屋其余三面都只糊着板材。

王艳走出大院接迎，手里牵着5岁的小妹。她1988年出生，白皙娇小，独自在京闯荡5年，湖北姑娘的谈吐透出超越年龄的从容和谨慎。

走进老式竹帘遮掩的玻璃门，三家共用的空旷“客厅”有焦黑的乡土气，散落、冷却的厨具却少了生活味道。仰头可见工棚五六米高的尖顶，改装为出租屋时曾搭出的一层平行于地面的简易屋顶，如今已七零八落。

屋子很冷，围坐在烧水的火炉跟前也难止颤抖。“一天到晚烧着一壶水，就为取暖。”王艳边往炉里添木条边道：“之前我自己租的地下室，冬暖夏凉，比这舒服很多。”此前王艳独自在市里生活4年多，换过五六份工作，刚刚辞掉后一份工，暂时搬回皮村和父母同住，为之后“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

■不断辞工为寻求发展

去年9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水平约为1400元。而根据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发布的一份《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打工者每月房租支出大约占收入的10%至20%。以此计算，农民工家庭可支配的租房支出约为200元上下。而皮村十来平方米的简易屋，要价正在200多元。当下村里砖土遍地，本地人昼夜不歇地搭建新房用于出租。

还好，对于王艳来说，这只是个暂居地。2006年，王艳初中毕业后从湖北随州的镇里只身闯荡北京。“刚来投奔小姨，不出一个月找到饭店服务的工作，就赶紧搬出来住集体宿舍。”因为年龄小，王艳只拿每月500元的“实习”工资，包吃包住。“没什么花销，六七个姐妹一间宿舍，大家总闹腾到夜里不睡，休息时会出来逛公园、逛街。”

在饭店一做两年多，是迄今为止王艳持续长的一份工作。“工资涨到七八百，快要升领班，我辞职了。”王艳操着一口略带京腔的普通话，“企业文化”、“发展”等词眼不时蹦出，她努力在用城市语感自我包装。“饭店有培训课程，我喜欢上课，但老做服务业学不到太多东西，以后难有发展。”王艳辞工时还没找到下一份工作，离开饭店租了一个地下室房间，每月200多块，电费单算。“第二天我就找到工作了，做导购。”之后王艳辗转于超市、专卖店，还做过电话销售。“工资总在一两千块，给人打工也没什么发展。通过以前认识的关系，我和我妹准备做服装买卖。”

■职业培训的一点梦想

日渐壮大的“新生代”和父辈如此不同。早出来的农民工，打工攒钱供给家中老母小孩。“新生代”则拥有更多对未来的想象和规划，他们从内心想要割断与“农民工”的种种联结，只做一个城市打拼者。

王鑫，1990年生人，3年前从河北宽城老家追随父母到北京打工。皮村一间仅容下双人床和书桌的6平方米出租屋，王鑫和妹妹住，父母住隔壁一间。1.8米个头儿，大病初愈的他仍显虚弱。刚到北京，王鑫在建筑工地打零工，去年底做了脊椎肿瘤摘除手术，家里又欠债数万。“年前我到家具厂上班了，希望攒点钱明年能到山东的技术学校培训，那里管分配工作。”山东学校的消息王鑫是从电视上看来的，他并不知道一年学费要多少钱。“今年先攒钱，明年或许能行。”王鑫觉得，掌握一门操控大型机械的技术很有用，“很多地方需要，赚钱也多。”

王艳已打定主意6月到北三环附近一家市场做服装买卖。“大学生都在和我们抢工作，如果先花几年时间学习再工作，过程太慢了，我想先进入社会锻炼、赚钱。”但王艳仍想：“如果有收费不高的正规培训，我想参加，以后有机会自学也好。”

■回不去的故乡

30年，社会巨变和城市扩张剪断了中国农民延续千年的土地情结。“新生代”的父辈多少眷恋乡村的山水和人，对“故乡”有认同感。王艳的母亲40岁，现在皮村拉扯小的女儿，离开湖北老家3年多，她仍想着回去。“先攒几年钱，老家的房子还空着呢。”

王艳没想过回去。“故乡没人了，我不想家。”即便皮村的暂时团聚，仍不是王艳心中的归宿，毕竟村里横七竖八的街巷和散乱的垃圾缺乏和真正“城市”的关联。“以前打工都住宣武区。”王艳强调，以后买卖做好了，是要“在城里买房的”。她或许并不清楚距皮村10分钟车程的五环边，楼盘每平方米均价早已逾2万元。

即便是王鑫――这个腼腆、少话的男孩仅有模糊的城市梦想，故乡仍是个回不去的地方。“宽城……反正不如这里好。”王鑫上夜班，每天工作时间是傍晚6点到次日凌晨3点。他不上网吧、不下迪厅，喜欢到村博物馆打乒乓球，3年没有交到知心朋友。“我偶尔去市里，逛公园。如果能在那些大楼工作，当然好了。”但现在，王鑫对那些光彩夺目的豪华大楼连想也不敢想。

记者手记

他们执著的城市梦需要一个方向

他们真不该被叫做“农民工”，即便加上“新生代”的前缀。

这些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甚至90年代的乡村孩子，几乎无一有过家中耕种的经历，很多人的父辈不过是流失了土地的农民。

新生代，十几年成长在乡村，进入城市两三年就足以淡薄他们的乡情。尽管窝缩在距离繁华都市30多公里的城乡交界，两代同住远不比老家宽敞的几平方米小屋；尽管城市扩张迫使他们把家从三环迁至六环，DV纪录片《皮村》说“城市化的过程就是边缘化我们的过程”；尽管他们走近高楼广厦、霓虹绚烂，还心怀遥不可及的仰望。他们的心，终归离城市更近一点。

不到22岁的湖北女孩王艳，在皮村简陋工棚攒成的家里，操异常标准的普通话，使用面对《新闻联播》镜头样的言语，让记者“聊聊天”的尝试化作徒劳。她的表述很正式，爱用“上升”、“发展”等抽象词汇，对城市梦想异常笃定：“我不想家，我的适应性很强，我会留在这里。”谈吐间透着无知者无畏的勇气和躁动。

对城市充满向往的女孩，尚未在城市里觅得一处固定的栖身之地。上千名“新生代”暂居的皮村一片混乱鄙陋，和五环外的中高档住宅咫尺之遥天地之差，好像城市的一道伤口。城市外扩平碾过的土地上有他们曾经的“家”，如今他们没有被囊括进来，却被推将出去。

其实“新生代”尚未对媒体、专家所言的教育、医疗平等有所意识和要求。他们唯有执著的城市梦想，却没有方向。他们的未来，应在接受规范的职业技能培训后，能在城市寻求一份自给自足、不被拖欠的工资收入；他们的退路，可在放开户籍制度的中小城市建设家庭，获得归属感。

皮村的中午，尘土飞扬的街巷里，几个打工家庭的小孩在攀爬嬉戏。他们的脸上，有“新生代”王艳曾露出的欢笑。寄许当这些孩子成为进入城市的“第三代”，会生活得更有尊严。

 两会声音

民建中央：采用多种途径 助农民工市民化

民建中央的一份提案建议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实现进城农民工与市民的平权，加快城镇新老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积极应对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帮助农民工实现“城市梦”。

提案说，三十年来中国农民流动呈现三次浪潮：第一次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以乡镇企业为就业目的地的就地转移。第二次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以城市为目的地的异地暂居性流动。第三次浪潮则是以长期居住为特征，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当前，农民工虽然进入城市，但仍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并没有形成实质意义上的城市化，处于一种“半城镇化”状态。

提案认为，与农民工流动的阶段性相适应，农民工阶层也在不断分化，出现了与老一代农民工具有显著差异的新生代农民工，这成为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新生代农民工是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须市民化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需要放入市民化进程中来应对。”实践证明，目前多渠道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条件已经具备。

提案建议，农民工市民化可采取多种途径：对于长期留在城市中的一部分农民工，尤其是那些私营企业主和技能型农民工，可以让其率先在所在城市市民化，获得城市归属感。此外，要通过构建能人回流、要素集聚的体制和机制，在2800多个县级市县区中依托县城建设一批10万至30万人的城市，让农民工在户籍所在地县城市民化。

“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可能完全放开，但在中等城市，应该积极地放开户籍，小城市更是完全可以放开，县城则要‘敞开城门’，让农民‘自由进城’。”

提案还建议，要积极鼓励农民工返乡就地创业，帮助一批具有创业潜能的农民工实现“创业梦”。在创业培训方面对农民工实行有效创业培训，将农民工培训资金列入政府预算；放宽创业市场准入，凡是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和限制的行业和领域都不能设置限制条件；在降低创业成本方面，对于农民工的新创企业可以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实行免税政策或者优惠税率。

提案说，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是政府要为进城农民提供公共服务。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使农民工平等地获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当前，要加快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改善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条件，降低入学门槛，构建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医疗、住房及社会保障制度。

 全国政协委员、宗申集团董事长左宗申：建土地交易平台 帮助农民进城

全国政协委员、宗申集团董事长左宗申说，上世纪80年代的企业工人多数是从国企转过来的产业工人，现在90%以上是农民工，特别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城市里面临很多生存问题，“在这样的工人结构下，我们的制造业很难造出高附加值的产品，在世界上也很难说有什么竞争力。”

左宗申委员说，未来的城镇化估计会有3亿到4亿人进入城市，“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农民工转化为城市人口，让他们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国家层面的配套政策需要进行完善。”

左宗申委员建议，可以通过建设宅基地和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交易平台来帮助想进城的农民获取一定的在城市安家的资金，“现在的80后、90后不想回农村，但又融入不了城市社会，通过这个土地交易市场，他们可以得到一定的资金帮助。”

据他介绍，目前重庆市的宅基地和耕地的承包经营权已经可以交易。据了解，重庆已建立全国首家农村土地交易所，农民在提供拥有其他稳定居所和稳定生活来源等证明材料后，可在法规政策限制范围内“永久”转让宅基地和所承包土地。